天命神权什么意思,天命神权是什么意思啊

西周社会制度的特点和存在条件???

1．分封制 鲁、燕、卫、晋（王族）；齐（功臣）；宋（先贤）西周建立后，为适应统治的需要，在上实行分封制，周王将土地俘虏赐给王族成员，传说中圣王的后裔和商的遗民以及立功的将士，让他们在地方作诸侯，分区管理，辅佐周王，被封的诸侯在封国内继续分封，通过这种逐级分封，下级对上级承担缴纳贡物，军事保，卫，服从命令等义务。春秋时期，随着井田制的瓦解和争霸战争的发展，周王室衰微，“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局面被“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取代，周王“天下共主”的地位丧失，分封制开始破坏，封建制度确立后，它逐渐被郡县制取代。影响： 积极：巩固统治、扩大疆域 消极：王室衰微、诸侯分立2、井田制井田制是奴隶社会的土地国有制，它开始于商，盛行于西周，衰落于春秋。在这种制度下，土地所有权属国王，层层分封后，受封的奴隶主贵族只享有土地的使用权，不能随意转让买卖土地，同时还需缴纳“什一”之税作为贡赋，上要完全服从周王的命令，军事上要随同出战，由于生产力水平的限制，井田上奴隶集体劳动，其劳动果实完全被奴隶主贵族占有。随着铁器和牛耕的出现“私田”大量出现，奴隶主贵族控制着私田产品，逐渐出现“公田不治”的局面，再加上奴隶的不断反抗，井田制在春秋后期开始瓦解，鲁国的“初税亩”，承认了私、田主人对土地的所有权，商鞅变法从法律上确立了土地私有的地位。奴隶社会的土地国有制终为封建土地私有制取代。分封制和井田制（1）分封制是奴隶社会的制度；井田制是奴隶社会的经济制度。分封制建立在井田制基础之上没有井田制就没有分封制。（2）井田制是奴隶社会的经济基础，分封制是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3）两种制度都适应了当时生产力发展的水平，使西周走向强盛。（4）分封制实质上是在奴隶社会土地王有的前提下，利用宗法血缘纽带分封土地、建立诸侯国的制度。 西周统治者为了巩固奴隶制统治，经济上实行井田制，其实质是奴隶社会的土地国有制度。奴隶主利用井田制，剥夺奴隶的劳动成果。西周统治者在上实行分封制，让诸侯国拱卫王室，贡献财物，从而使周朝巩固了统治，扩大了疆域。西周社会制度之特点 思想大多因当时的制度而生，针对当时的问题而发，以前研究周礼大抵依据<<周礼>>，但<<周礼>>战国未年的书，其中记载多属空想，不能当作史料。西周时中国已踏进封建时代，今之封建与西周封建不同，西周的封建是指封国建侯；现代则为社会发展的一阶段，有其、经济、社会之特殊组织。天下的土地、人民都是周天子的所有物，国有封国与服国，前者是宗室和功臣，后者是周东征后臣服於周。封国及服国的诸侯对士地人民只有使用权，无所有权，并须按期朝王、纳贡、出力役、兵役。此时的经济基础是大规模的农业，田分公、私，由庶人耕种，公田的收获是地主的，私田归自己。国家因民众的团结而成一体，周能有如此大权力，是因天命观使周人团结，天命是上帝委托，如失德，就会有另一政权代之，谓之”革命”。周开国时认为自己系出於天、受命代商、积德累世，人君应有条件，周人皆有，所以能统一天下。周人认为良好的最重的是要留心祭祀，并勤劳民事、注意农业、慎刑，法律代表当时的社会，周法最注重者有<1>杀人越货：已有私有制，对其的保护<2>不孝其父、父疾恶其子、兄弟相仇贼：伦理观<3>外主训导官员背法立私、违道干誉，以病其君：对舞弊官吏的处罚，犯以上三条者，皆杀无赦。西周未因国运不佳，周人的虔敬变怨尤。西周影响后世最深的是神权及孝悌观念。 心得： 历史是由有权力的人所掌握的，中国尤其明显，中国的历史向来受当权者影响很深，像因儒学当道，周礼所著即被采纳；为了圣人不能当王这个理论，对周公称王一事，视而不见千年；成者为王，败者寇，也是明显的例子，周王朝为了统治的正统性，给纣王五条罪名，后来证实这些都是伪造的。中国许多传统在西周时就已存在，中国的超稳定结构也在这时成形，大部分的古代国家都尃制的，雅典虽号称是民主，但四分之三的人口是奴隶，这样还可以称为民主吗？古代的国家不论是城邦、帝国、封建，都是少数人占有统治权，但中国的政权郤比其他的国家更有延续性，我想应该是大一统的天子观和孝悌的观念，因为大一统的观念使每一个当权者都想要统一天下，使中国有天下分久必和，和久必分一说，但事实上，并非世界上每一个国家都有此现像；孝悌的观念也有延续性，像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就是一个家族延续的概念。同时这两个概念都有助於政权统治，大一统的天命说，给予统治者正统的地位、征伐的理由；孝悌观念有助於社会的稳定，像宋朝未发生大规模的农民暴动，其中一个原因是义田，而义田就是宗族用来救济同宗较贫穷的族人。由西周的法律也可以看出法律重视财产、伦理、吏治，其中伦理与现在比较不同，父子地位较平等，近代子女有变成财产的倾向。西周许多观念影响至今，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朝代。 西周早期统治者在对殷商国灭家亡的教训进行全面总结及对殷商时期数百年占主流地位的天命神权思想进行修正、改造的基础上,以周公为代表的西周统治者提出了“以德配天”理论,解决了西周政权存在的合法性问题。在新的天命价值观的指导下,以周公为代表的西周统治者又提出了一系列思想和方略。周王通过“积德行义”获得了“国人皆戴之”的良好局面[1]。 一、从周部落时期就开始推行的德治政策主要特征。 （一）明德慎罚。这里的“明德”,一方面是指统治阶级要以德服人,另一方面要注重对百姓的教化. 西周时期的“德”主要指的就是以周王为首的高级贵族的一套好的行为,保民、惠民、安民是其核心,包括勤于政事、实行有限度的剥削、任用贤人、效法先王等内容。西周德治要求的“明德慎罚”,对今天法治社会的建立仍然有着重要的影响力。如其所强调的“中刑”(量刑适中)原则、“非中”减轻原则与我们今天所强调的量刑不可畸轻畸重、偶犯减轻处罚等有着天然的联系。而“注重教化”的作用在今天看来就是要注重对社会成员的素质教育,因为一个和谐社会的建立并不是仅仅意味着一整套规范或制度的和谐运作,更主要的是社会成员的和谐相处,更何况设计中的和谐社会制度也需要高素质的社会成员的遵守才能够成为现实的、动态的和谐制度。 （二）保民裕民。统治者作为上天在人间的代表,要控制自己的欲望,要将人民看做自己的子女一样去爱护,要让人民富足安康。西周的“保民裕民”中有着合理的成分需要我们加以借鉴。维护人民生活的富足和安康是任何一个发展良好的社会形态所应当首先重视和积极追求的,也只有首先努力保证人民拥有富足安康的生活,使他们不至于对社会现实不满,才能实现社会秩序的稳定,执政者也才能长久地得到人民的拥戴,从而维护其执政地位。在当前构建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保证社会成员的安居乐业,使其与当前执政的保持一种和谐相处的关系,这或许才是构建和谐社会所要实现的理想效果。西周“保民裕民”思想的合理内涵我们应当充分予以借鉴,并将其融入我国当前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之中。 （三）天道王制。所有的统治行为和日常行为都要符合天道,要遵循事物内在的秩序。所谓“天道”就是要注重自然规律、保护自然界的平衡。然而,现代社会发展到今天,人类为了自身的物质利益,无止境地索取自然资源,污染、破坏自然环境，使得人类的生存环境逐步恶化,人与自然的矛盾也越来越突出。和谐共存、协调共进的问题已经成为人类普遍关注的重大问题。社会的发展必须建立在与自然保持和谐关系的基础上,人类社会来源于自然界,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人类的活动不能违背自然界的客观规律。从这一点上说,西周德治思想中的“天道”观念确有其合理之处。 （四）自我修养。周初的统治者看到商纣王由于荒淫无道而失去了上天支持,最终兵败身死,因此一直告诫自己的后代要以史为鉴。而作为统治者在教化民众之时,自身首先应该是有德行素养的,以作为天下民众的楷模。 二、从易文化角度探讨周德治思想的对古代法治思想的影响力 周初的“明德慎罚”思想对《易经》也产生了影响。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出土于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的帛书《周易》，既包括帛书《易经》，又包括帛书《易传》。《易经》(指卦辞和爻辞)的成书年代在周初。帛书《易经》恒卦九三艾辞云:“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注家认为:“‘德’即德性、德行之义。‘不恒其德’犹二三其德。”并译此句为:“不能恒久保持其德行而朝三暮四，则或受他人之辱。”[2]此“德”字是指道德修养而言，“恒其德”是恒久保持德性的意思，若恒久保持德性则需时时谨慎修德。《易经》中的“德”还有一层含义，即德政。德政的主要内容有三个方面:一是利民(使民众的物质生活有保障)，二是教民(通过道德教化提高民众的道德素质)，三是慎罚(对犯法者谨慎动用刑罚)。 治国不用刑，这是《易经》作者追求的一种理想目标，但要达此目标，却不可不用刑，用刑是通向无刑的途径之一，这与法家“以刑去刑”说相近，但又有区别，法家主张以重刑去刑，而《易经》则主张以慎刑去刑。慎刑不是不用刑(除非轻微的犯罪)，而是谨慎严格地依法论罪，在量刑上做到稳准狠，从而杜绝司法冤滥现象，实现司法公正。《萃•九五》:“卒(萃)有立(位)，无咎，非复(孚)，元永贞，悔亡。”卒借为萃，萃通瘁，病也。有犹于也。复借为孚，罚也。爻辞意谓勤于政事而有疾，并无祸患。治国不用刑罚，用来占问长期之吉凶，则无困厄。 这种“保民”思想对儒家的影响极其深远。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代表人物对周公推崇备至并深受周公思想的影响,可以说周公的法律思想是儒家法律思想的源头。而儒家法律思想作为封建时代的最高原则,指导着当时的立法、司法活动,贯穿了整个封建社会的发展、兴旺、与覆亡，“德”文化成为大中华文化圈的显著标志。 三、西周德治思想对当今社会的借鉴意义 自西周确立的德治思想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统治思想中无疑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通过对历史的回顾,可以发现,注重施行德治的朝代,其氛围大多是非常和谐的。 我国历代开明的封建统治者，大都一手运用法制的强制力以维持国家的统治，一手运用道德教化从精神上纳民于“正轨”，综合运用、法律、经济、教育等手段，共同为治。这也就说明德治思想对于一个社会的长治久安有着重要的意义。现代社会的社会基础和社会结构与中国古代社会有着本质的差别,因此我们虽然对“德治”思想有所肯定,但是也不能完全照搬。 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德”的内涵到今天早已发生了许多的变化,一些诸如“忠君”、“敬天”等封建王朝时期作为“德”的重要思想的内容早已被扔进了历史的垃圾箱,但是作为人类数千年文化所积淀的宝贵思想,其中也包含了许多反映社会规律的内容,如前所述的“明德慎罚”、“保民裕民”、“自我修养”、“任人唯德”等思想对于今天社会的健康、良性发展仍然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尤其是西周时期所确立的“德治”思想,我们既不能全盘否定,也不能全盘肯定,而应该根据新时代的特点,加入新时代的元素,使这一人类文明的宝贵遗产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德的提出体现了以民为本的思想。尽管其中有许多陈旧之物不应为当今社会所取,但仍有不少真知灼见,值得今天借鉴和发扬。 古为今用，德主刑辅,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法制建设是一个从不完善向完善逐步发展的长期和艰巨的过程。自改革开发以来以来，我国经济领域的深刻变革已经决定了领域的变革必要性、急迫性。我国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己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显著成就，但“人治”现象还在深深束缚着我国法制的发展。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有个相当长的过程，这要求我们必须全方位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律意识教育，提高公民守法意识，这且有赖于提高全民的文化素质，道德水准及精神文明层次。从目前我国法律建设的状况看，公民法律意识淡等等，是我国法制建设中比较薄弱的基础环节，只有人们法律意识和道德、文化修养的提高，才能促进他们更好地掌握、运用和遵守法律制度，充分发挥法治的作用。一定的法律制度是一定的道德要求和文化的反映，道德水平的提高特别是法律文化的发展，必然会促进法律制度的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对社会主义法的实施具有积极影响，这是因为社会主义法反映了社会主义道德的许多原则和要求。由此，提高人们的道德水准必然有助于增强人们守法的观念和自觉性，带动人们支持和拥护法的贯彻执行。道德作为启发人们内心觉悟的无形力量，是国家强制力无法代替的。 社会主义道德在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不断完善的过程中在法无明文规定的情况下，往往要担负起单独地调整某些社会关系的任务，起着弥补社会主义法的“间隙”的作用。在当前我国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重要时期，努力去挖掘和研究我国古代法律文化遗产，去其糟粕，扬其精华，将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李学勤.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M].北京: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7. 499. [2]张立文:《帛书周易注译》，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9月版

天人感应和君权神授有什么区别

一个受封建思想控制通过来维持统治

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出自哪本书?

《荀子·天论》。这句话其实是出自《荀子·天论》。原句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意思是大自然的规律永恒不变，它不为尧而存在，不为桀而灭亡。用导致安定的措施去适应它就吉利，用导致混乱的措施去适应它就凶险。作为战国末期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荀子吸收借鉴了道家天道自然中的“知常”思想。荀子“天行有常”观点的特点：老子《道德经》称：“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 道家主张“天道自然”，认为自然界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老子把这个规律称为“常”，认为人们只有“知常”(即掌握规律)，才是明智的；如果“不知常”胡作妄为，必将招致凶祸，受到大自然的惩罚。荀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天行有常”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批判并否定了儒家“天命神权”的思想，具有巨大的历史进步意义。

天人感应和天人合一和君权神受是什么意思

是董仲舒的思想，他崇尚儒学。意思就是皇帝是天上

南辕北辙的成语故事_南辕北辙这个成语故事告诉了我们什么

南辕北辙这个 成语 故事 指本来要向南前进的车却向北行驶。现常比喻实际行动与预定目标相反。下面是我给大家整理的南辕北辙的成语故事，希望能帮到大家! 南辕北辙的成语故事 战国后期，一度称雄天下的魏国国力渐衰，可是国君魏安厘王仍想出兵攻打赵国(邯郸)。正出使别国的谋臣季梁听到这个消息后，走到半路赶紧返回来，衣服上的皱折顾不得整理平整，脸上的尘土也顾不得洗干净，就急急忙忙去见魏安厘王，进行劝阻。 魏王正在布署攻打赵国的计划。他看见季梁风尘仆仆的样子，很奇怪，问季梁：“你有什么事这么着急见我?连衣帽都不整理一下?”季梁说：“大王，刚才我在路上遇到一件奇怪的事。赶紧来禀报大王。”魏王很好奇，连问是什么事。季梁说：“这回我从外地回来的路上，在太行山脚下碰见一个人，正坐在他的马车上，面朝北面，告诉我说，他要到楚国去。我对他说：“到楚国去应往南方走，你这是在往北走，方向不对。”那人满不在乎地说：“没关系，我的马快着呢!”我替他着急，拉住他的马，阻止他说：“方向错了，你的马再快，也到不了楚国呀!”那人说：“没关系，我带的路费多着呢!” 我说：“虽说你路费多，可是你走的不是那个方向，你路费多也只能白花呀!”那个一心只想着要到楚国去的人有些不耐烦地说：“这有什么难的，我的车夫赶车的本领高着呢!”我只好无奈地松开了拉住车把子的手，眼睁睁看着那个盲目上路的魏人在马车的带领下，一直向北走去。那个魏国人，不听劝告，仗着自己的马快、钱多、车夫好等优越条件，固执地朝着相反的方向走。他条件越好，他就只会离要去的地方越远，因为他的大方向错了。” 季梁偷偷观看了一下魏王的脸色后，接着说：“现在大王动不动就想称霸，依仗自己的国家和军队强大，就去攻打赵国，想扩展地盘，抬高声威。可是，您知道吗?您这样的行动越多，距离统一天下为王的目标就越远，这正像要去楚国却向北走的行为一样啊!” 魏王这才明白，原来季梁是在绕着圈子劝说自己。他低头默默地想了一会儿，觉得季梁说的有道理，于是取消了攻打赵国的计划。 由这个故事，就产生了成语“南辕北辙”。 南辕北辙主人公介绍 季梁，春秋初期随国大夫，家、军事家、思想家。是我国南方第一位 文化 名人，开儒家学说先河的重要学者。 魏王，战国时代大王。公元前334年，魏惠王正式称王，更改元年，至前225年秦将王贲引黄河、鸿沟水灌大梁城，水淹三月，城内死伤无数，“魏王假”投降，魏国灭亡。 南辕北辙主人公季梁生平 季梁，随国都(今随州市西北)人，生卒年不详。文献中最后一次记载他的活动是在《左传 · 桓公八年》，时值公元前704年。根据此时他已久居高位，且此后文献无载来看，当时他已届暮年，而且不久便寿终正寝。假定他此时尚属青年或壮年，以他的地位和名声，想必不会从文献记载中遽然消失。由此看来，季梁应该出生于春秋初年。 季梁，季为其氏，梁为其名。季氏，《元和姓纂》以为系陆终氏之子季连之后，《古今姓氏书辨证》以为系鲁桓公子季友之后，《通志·氏族略》则二说并存。若联系有关文献分析，这两种说法都不可靠。按理说，陆终氏之子季连之后应为季连氏而非季氏，《万姓统谱》即谓季连氏源于“鬼方氏陆终第六子季连，因氏焉”。其实，《元和姓纂》在言及季连氏时也以为其系“陆终子季连后”，说明该书作者对季氏的来源游离不定。说季氏系鲁桓公子季友之后，也难自圆。因为据《左传·桓公八年》记载，早在鲁桓公初年，已有年届暮年的季梁其人，足证季氏起源早于鲁桓公之子季友，再说，文献已明协季友之后为季孙氏，为三桓之一。也有学者以为季氏源于周之季历，也欠妥。《史记·周本纪》记：“古公有长子曰太伯，次曰虞仲。太姜生少子季历······”虞仲即仲雍，《史记 ·吴太伯世家》说：“吴太伯、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历之兄也。”司马贞《索隐》说：“伯、仲、季是兄弟次第之字。”说明季为周太王三子中排行最末者，并非姓氏。那么，季氏源于何人呢?据《世本》记载分析，季氏可能源于周之八士之一的季随，出土文物也表明季氏确系周族后裔，而季梁也很可能是季随的后代。如允许作进一步推论，季随或许为始封于随者，故以随名国亦未可知。 出身于贵族家庭的季梁，少年时代即受过良好的 教育 ，他那渊博的学识和精深的思想，表明他学习的勤奋。约公元前8世纪中叶，他开始登上随国的舞台，辅佐随君治理国政。尽管文献并未记载人担任何职，但从随君对他非同寻常倚重和楚国对他的畏惧来看，很可能高居相位，与楚国的令尹相当。他在辅助随君治理随国期间，，励精图治，内修国政，外结睦邻，政绩显赫，被后人誉为“神农之后，随之大贤”。死后葬于今随州市东郊义地岗，建有墓祠，为后世所敬重。今随州市郊有季梁洞。1979年4月，考古工作者在义地岗氏祠清理了掘出春秋时期的墓葬，其中出土的两件戈皆有铭文：其一为“周王孙季怡孔臧元武元用戈”;其二为“穆侯之子西宫之孙，曾大攻(工)尹季怡之用”。二戈铭文皆有“季怡”二字，当属之名。据有关专家鉴定，此二戈时代为春秋中期。而季梁生活在春秋早期，早于此戈时代，说明季怡极有可能系季梁后裔，也正因为如此，他死后才能葬于季氏墓地。而从季怡曾任随大工尹一职分析，季氏家族在随国政坛曾长期居要职。 南辕北辙主人公季梁哲学思想 季梁的哲学思想资料，仅见于《左传 · 桓公六年》所载季梁与随侯关于民神关系的一段对话。针对随侯重神轻民的思想，季梁提出了“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这里，“民为神主”的思想，是季梁哲学思想的精髓。 中国进入夏商奴隶社会以后，就逐步出现以上帝祖先崇拜为核心的天命神权论，并成为夏商奴隶主阶级的世界观。周人从商人手中夺取政权的同时，把天命神权的世界观也接受了过来，把上帝作为主宰一切的绝对权威。当时的意识形态，无不由天命神权思想所派生，或与其紧密结合在一起。当时的，就是天命神权。直至春秋初期，整个社会依然笼罩于浓郁的神论气氛之中。然而，身为随国大夫的季梁却勇敢地冲破神论的氛围，把“神为民主”的传统观念颠倒过来，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夫民，神之主也”的哲学观点。这里的“主”，当为“主宰”之意。民主宰神的思想是对中国进入奴隶社会以来占统治地位的天命神权思想的大胆否定，为起于青萍之末的无神论思想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中国哲学史和无神论发展史上都居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民为神主”的观点，是对西周以来出现的怨天尤人思想的重大发展。在西周初年，少数比较能正视现实的统治者，如武王、周公等本来对天命有所怀疑，但出于维护自己统治地位的需要，对这个神圣的光轮不能不给以修缮和涂抹。到厉幽时代，随着奴隶制的日益衰落，周天子的权威日渐式微。上帝，这个地上王权在天上的投影也日渐退逝它那神秘的光彩。于是，一股“怨天”、“咒神”的思想应运而起。这种思想，比较集中地反映在《诗经》里。在《大雅 · 荡》中，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荡荡上帝，下民之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在《小雅 · 雨无正》中，作者诅咒提更凶：“浩浩昊天，不骏其德。降丧饥馑，斩伐四周。昊天疾威，弗虑弗图。”尽管西周末年人们对天命神权已开始产生怀疑，并敢于对上帝提出质问咒骂，但是人们在神面前还是无能为力的;他们虽然对神的地位表示不满，却未能动摇神权的主宰地位;他们已朦朦地意识到上帝并非人世吉凶祸福的裁决者，却没有认识到人的重要的作用。这正是一个需要圣哲的时代!和梁作为统治阶层中开明的思想家，踏在人们怨天咒神的浪尖，提出了“民为神主”的观点。他进一步解释道：民是主，神是从;如果民心背离，鬼神要降福也无能为力。所以统治者唯有“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才能“庶免于难”。 季梁提出民是神的主宰，尚未彻底否定神权的存在，神的幻影并未从他的观念中最终消失。但是，这并不影响我们把他视为中国历史上无神论的先驱。首先，季梁虽然未能摆脱神学的羁绊，但他却将神从主宰地位降到被主宰的地位上;而在他之前，人们只是停留在对天的怨恨与咒骂上。仅这一点，就足以使他超过他之前所有讨论民神关系的人。而神权地位在他思想中的骤然坠落，无疑表明他对神权的漠视。其次，有神论的核心是突出天命神权，季梁则针锋相对地强调人的地位，这无异于要把神的地位从人事中排除。这正是区别有神论的重要标志之一，应属于无神论的范畴。 我们说季梁不愧为中国历史上无神论的先驱，还在于继他之后而出现的一些无神论者，尤其是战国时期一些著名的无神论思想家，几乎无例外地受到他的启示，并且不同程度地受到他那凝聚着无神论因素的“民为神主”思想的润泽。 战国时著名兵家尉缭说：“苍苍之天，莫知其极;······ 求已者也。”尉缭强调人事要立于“求已”，而不求之于天，这种思想很可能是受到季梁“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的思想的启发。 荀况是战国时期无神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他的无神论思想中最光辉的部分是他关于人的主观能动性的论述。他认为：民“最为天下贵也”。这显然是对季梁的“民为神主”思想的发挥。他还说：“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修道而不贰，则天不能祸······ ”这种肯定人是大自然主宰的思想，是对季梁的民为主宰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韩非是战国时期又一位著名的无神论思想家，他指出人事的成败、兴亡等皆在于人为。他说：“人有祸则心畏恐，心畏恐则行端直。行端直则思虑熟则得事理。行端直则无祸害，无祸害则尽天年。得事理则必成功，尽天年则全而寿。必成功则富与贵，全寿富贵之谓神。”这种富贵、贫贱、祸福皆决定于人事的思想，在季梁思想中不难找到原形。季梁认为，如果不以民为主宰，社会“民各有心，而鬼神乏主。君虽独丰，其何福之有?”说韩非受到季梁无神论思想的影响是不为过分的。 恩格斯曾经指出，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进行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便认识到什么程度。季梁的“民为神主”的思想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 春秋以来，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封建生产关系在一些发展国家里相继出现了，奴隶制逐渐地走向解体的道路。这种巨大的社会变革，不能不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引走相应的变化。由于奴隶主阶级的统治思想是天命神权论，因此，封建生产关系的兴起必将引起神权的动摇。季梁作为统治阶级中的开明思想家，正是顺应了这一历史潮流，才敢于对天命神权的主宰在位予以否定。 在春秋时期新兴地主阶级与奴隶主贵族的斗争中，在大吞小、强凌弱的激烈的兼战争中，统治集团中的一些开明家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民”的重要性，这也是季梁重民轻神思想赖以产生的重要条件。季梁正是站在前人建筑的桥梁和奠定的基础上，提出了“民为神主”这具一有朴素唯物论色彩的哲学的命题。 南辕北辙主人公季梁思想 季梁在与随侯谈论民神关系时，提出了“修政而亲兄弟之国”的主张。所谓“修政”，即对内整顿国家;所谓“亲兄弟之国”，即对外与兄弟国家互相亲善。这就是季梁思想的集中体现。 季梁认为，要对内整顿好国家，必须把“道”作为行为准则。他对“道”作了解释：“所谓道，忠于民而信于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辞，信也。”季梁提出这一理论，是在公元前706年，这在中国思想史上尚前无古人。北方人士中最早提出与此相类似的主张，是《左传 · 僖公十九》年所记宋司马子鱼的话：“民，神之主也。”事有公元前641年，比季梁晚65年，而且不如季梁所讲那样鲜明透彻。春秋时代，北方占主流地位的理论比季梁的理论落后得多。如《左传 · 襄公十四年》所记晋乐官师旷的话：“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事在公元前559年，比季梁晚147年。季梁的理论是“民--神---君”，师旷的理论是“君--神--民”，彼此适得其反。师旷，又是音乐家，又是思想家，相传创作过 《阳春》、《白雪》两首名曲，而且发表过一些屡试不爽的预言，备受尊崇。但与季梁相比，师旷的理论反而显得倒退了。中国的民本思想肇源于《尚书》，这是史家公认的。《尚书 · 五子之歌》说：“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尚书 · 泰誓》说：“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尚书》标榜民“本”，季梁阐扬民“主” ，民“主”比民“本”进了一大步。即使是比季梁晚大约200年的孔子，其理论还是不如季梁进步。可以这么说，季梁极力推崇的“道”，既以民本思想为基点，又超越了这一思想，他不愧为开中国古代民“主”思想之先河的理论家。也正是由于季梁的理论极富民“主”色彩，所以，他对随侯荒淫无度、不理朝政的现状表现出忧虑与激愤：“今民馁而君逞欲，祝史矫举以祭，臣不知其可也。” 季梁的思想与其哲学思想是息息相关的。他认为，在牲肥硕完整，只是表明“民力之普存也”;黍稷清净丰盛，标志着“其三时不害而民和年丰也”;把甜美芳香的美酒献给神，象征着“其上下皆有嘉而无违心也”。不难看出，季梁拓牲肥硕、黍稷丰盛、旨酒芳香都归功于“民力”，归功于“民和”和君民“皆有嘉德”。这是“民为神主”思想在方面的体现。 为了使整顿国家的主张不流于空泛，季梁向随侯提出了“务其三时，修其五教，亲其九族”的施政方针。他还以为，如果按照他的思想治理国家，就会“动则有成”，无往而不适。 “亲兄弟之国”的外交方针是季梁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所谓“兄弟之国”，指汉水迤东、江淮之间的众多诸侯国。这些国家，或为姬姓，或为异姓，它们生存于晋、楚两个大国之间，一方面朝晋墓楚，另一方面又互相攻伐。对周王朝也是时叛时服。即如《国语 · 郑语》所言：“桓公为司徒，······ 当成周者，南有荆蛮、申、吕、应、 邓、陈、蔡、随、唐 ····· 非亲则顽，不可入也。”而“汉东之国，随为大”。置身这样的境地，随国如果不同周围的国家建立友好的外交关系，不但会首当其冲地受到大国的讨伐，而且诸小国也会群起而攻之，随国就难以立足了。季梁正是在客观地分析了这一现实的基础上，才提出了“亲兄弟之国”的外交政策，这是与随国所处的地位与特殊环境相适应的。 季梁亲善邻国的外交政策在随楚关系中得到了充分的实施。春秋时期，楚国作为地方的第一强国，拓疆并土，灭国抚民，对汉阳诸姬乃至中原诸国发动了极为频繁的战争。然而在整个春秋时期，楚随之间的战争见于文献记载的仅为三次。在楚对随发动的三次进攻之中，第一次楚国不战而退，第二次和第三次楚国虽获小胜，却仍然以盟会告终。此中奥秘，在楚昭王奔随、随人拒绝向吴人交出昭王时的一段话中露见端倪。随人对吴人说：“以随之辟小而密迩于楚，楚实存之，世有盟誓，至于今未改。”盟誓的内容，史无明文，但从随人的语气来看，不外乎是指楚随之间互不攻伐、互惠互利。这证明随人在处理与楚的关系上奉行了季梁的外交政策。 正是由于随人在同楚人的关系上恪守着季梁的既定外交政策，所以战国时期，楚国“南卷沅湘，北绕颖泗，西包巴蜀，东裹郯邳，颖汝以为洫，江汉以为池，垣之以邓林，绵之以方城······大地计众，中分天下”，却仍然把随国置于自己的卵翼之下，不迁也不灭。 也正是由于季梁外交政策的效应，嬴得了楚王对随侯的分外尊重，从而在曾侯乙死后，楚惠王把作为楚王权象征和音乐表率的钟当作礼馈赠。 在《左传》、《国语》等典籍中，很少见到随国与周围一带兄弟国家干戈相加的记载。相反，与随相邻诸国的一些青铜器在随境内相继出土。这些文物，当多为酬赠聘媵之品。这说明季梁的思想已在随人心目中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也说明自季梁以后的历代随侯基本上沿用了“亲兄弟之国”的外交政策。可以认为，随国之所以成为汉阳诸姬中国祚最长的国家，是历代随君奉行季梁思想的结果。 南辕北辙主人公季梁军事思想 季梁不仅是一位著名的家和思想家，更是一位杰出的军事家，他那蕴含着朴素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因素的军事思想，不只在西周以至春秋初期无以过之，就是春秋末期著名的军事家孙武的军事理论，也显然受到他的军事思想予以比较，借以窥视季梁军事思想在中国军事史上的地位。 透过事物某些现象和假相去分析事物的实质，是季梁军事思想中的闪光之处。《左传 · 桓公六年》载：“楚武王侵随，使薳章求成焉，军于薳以待之。随人请少师董成。斗伯比言于楚子曰：‘······ 汉东之国，随为大。随张，必弃小国。小国离，楚之利也。少师侈，请嬴师以张之。’······ 少师归，请追楚师。随侯将利之。季梁止之······”季梁正是透过楚人“求成”的现象和“嬴师”的假相，看出了楚人侵略的实质，因此，当随侯将要依狂妄自大的少师之意追击楚军时，才能出面制止，并戳穿楚人的阴谋，他说：“天方授楚，楚之嬴，其诱我也，君何急焉?”季梁的这一军事思想，被后来大军事家孙武加以 总结 和发挥，成为著名的战争指导原则，即“辞卑而益备者，进也;辞强而进驱者，退者;轻车先出居其侧者，陈也;无约而请和者，谋也;奔走而陈兵车者，期也;半进半退者，诱也。” 把矛盾的运动及其转化原理运用于军事之中，是季梁军事思想中十分宝贵的内容。《左传· 桓公八年》载：“楚子伐随，军于汉、淮之间。季梁请下之：‘弗许而后战，所以怒我而怠寇也。’”面对楚军的强大攻势，季梁不是应战，而是主张行卑词求和，待“弗许而后战”。季梁是基于这种考虑的：随求和不许，随军便意识到唯有死战别无他路，这样一来，将士就会勇气倍增;另一方面，楚军会因为随人的求和而懈怠斗志。孙武则把季梁的这一军事思想表述得更加准确，他说，为了激怒士卒，长其斗志，必须将士卒“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可以说，孙武关于矛盾双方不仅相互依存，而且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的军事辩证法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是季梁的军事思想的提炼和升华。 不墨守成规，灵活机动地指挥战争，也是季梁军事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上文所述桓公八年楚随战斗中，少师根本无视季梁“弗许而后战”、“怒我而怠寇”的作战方针，力主猝然迎敌。季梁眼看无法遏止，喻灵活机动地提出了新的作战方案。“季梁曰：‘楚人尚左，君必左，无与王遇。且攻其右。右无良焉，必败。偏败，众乃携矣。’”季梁这种灵活机动、避实击虚的战略思想，在《孙子兵法》中得到了进一步完善和发挥。《孙子兵法 · 虚实》说：“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制胜者，谓之神。”至于《孙子兵法 · 计》中“攻其不备、出其不意”的战略思想，很可能也受到季梁“避实击虚”战略思想的启迪。 季梁军事思想的难能可贵之处，还在于他已朦胧地意识到是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因此，对国与国之间的战争的成败，人主张从“道”上来寻找原委。他说：“臣闻小之能敌大也，小道大淫。”即以为小国之所以能够战胜大国，是由于小国有“道”，大国暴虐，虽说季梁对“道”的具体内容和确切含义未予说明，但这个“道”是指统治阶级的策略则是没有疑问的，无独有偶，孙武在论述决定战争胜负的基本因素时，也把“道”放在了首要位置。他指出：“经之以五，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 凡此五者，将莫不闻，知之者胜，不知者不胜。”这就是所谓“五事”，而“道”居首位。不仅如此，孙武在论及决定战争胜负的“七计”时，同样将“道”列为第一。他说：“主孰明?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吾以此知胜负矣。”孙武还对“道”的含义作了解释，他说：“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民弗诡也。”由此可见，孙武所谓“道”是指统治者的施政方针，这与季梁所说的“道”的内涵大致相同，很可以能是受到了季梁决定军事这一朦胧意识的诱发。猜你喜欢： 1. 南辕北辙的历史典故 2. 扩写南辕北辙的作文 3. 南辕北辙的典故 4. 指鹿为马的故事 5. 来自寓言故事的成语:南辕北辙 6. 源于寓言故事的经典成语有哪些

谶纬禅让是什么意思?

谶纬，是谶书和纬书的合称，为神学说。谶纬是盛行于秦汉代的重要社会思潮，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纬书是对秦汉以来“纬”“候”“图”“谶”的总称。其中保存了大量关于神话民俗文化的记载，也是中国思想文化大综合运动的一个重要环节，对研究中国思想文化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谶是秦汉间儒家编造的预示吉凶的隐语，后来中国民间发展为庙宇或道观裏求神问卜，渐渐地更加简化为求签。纬是汉代附会儒家经义衍生出来的一类书，被汉光武帝刘秀之后的人称为“内学”，而原本的经典反被称为“外学”。谶纬之学也就是对未来的一种预言。纬书是上古谶纬思想学说的辑录，并非出于某一作者。谶纬出于神学，谶是方士们造作的图录隐语，纬是相对于经学而言、即以神学附会和解释儒家经书的。由于先秦天命神权、天人感应观念的流行，出现许多祥瑞灾异、神化帝王和河图洛书、占星望气等等说法。其中也涉及炎、黄的传说，保存了不少古史、天文、乐律、农学、医药以及原始社会状况等零散资料，经过去伪存真，有一定的参考作用。